每日新书：冷戰年代的世界與中國叢書七種
本書是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蘇聯解體過程的俄國檔案文獻收集整理與研究」的結項成果，按時間線索敍述蘇聯解體的過程。第一章對蘇聯模式社會主義體制的發生、制度的本質和特徵，以及作爲戈爾巴喬夫改革緣起的制度危機做了概述。第二章敍述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一階段的重要事件和蘇聯領導層的施政方針。第三章敍述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二階段的重要事件和蘇聯政治體制的重大變化及其影響。第四章敍述戈爾巴喬夫執政最後階段的重要事件和蘇聯國家體制的重大變化。第五章敍述從「八一九事件」到《阿拉木圖宣言》即狹義的蘇聯解體過程，重點解析「八一九事件」的發生邏輯及其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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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沈志華
導言
第一章 制度危機——戈爾巴喬夫改革前史
第二章 制度的改良與「帝國」的收縮——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一階段（1985.3—1988.5）
第三章 制度的變革與「帝國」外圍的崩塌——戈爾巴喬夫改革第二階段（1988.6—1990.3）
第四章 圍繞聯盟存廢的博弈——戈爾巴喬夫執政的最後階段（1990.3—1991.8）
第五章 聯盟解體與「帝國」終結——從「八一九事件」到《阿拉木圖宣言》（1991.8—1991.12）
結語 關于蘇聯解體過程的若干思考
附錄
1 蘇聯解體過程大事記
2 《檔案文獻中的蘇聯最後歲月》內容提要
3 文獻集資料來源
4 人名譯名表
後記
1949—1969年中國與法國在跨陣營的交往過程中，展現了一條清晰的脈絡，反映了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的冷戰國際關係範式轉向了以民族國家自身利益來評判敵友關係的傳統範式，最終構建了和平共處、以合作互利為主題的交往方式。在中法關係的引領下，中國與其他西方陣營國家甚至美國，也逐步走上了國家關係正常化與互利合作的道路，從一個國際秩序的革命者轉為了國際秩序的合作者與維護者。這反映了中法順應了發展正常化國家間關係的社交需求，也對冷戰兩極格局造成觸動，促進了面向國際多極化、民主化的發展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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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沈志華
本書主要考察1949年至1968年中國與蒙古關係的歷史。作者在充分發掘使用中國、蒙古、俄羅斯三國解密檔案和相關文獻資料的基礎上，通過梳理1949年至1968年中蒙關係起步、發展、「蜜月」直至「轉冷」的歷史過程，解釋此種歷史過程所呈現出的歷史現象，最後分析該時段內中蒙關係波折變遷的影響因素與經驗啟示。可以看出，意識形態、政治互信以及經濟驅動是影響期間兩黨、兩國關係如此變遷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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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序 言
第一章 起步：中蒙外交關係的建立與雙邊事務的展開（1949—1951）
第二章 提升：中蒙高層互訪與政治互信的增進（1952—1954）
第三章 發展：中國開始援助蒙古與兩國關係不斷升溫（1955—1957）
第四章 蜜月：中國持續對蒙古援助與兩國關係的進一步發展（1958—1960）
第五章 轉冷：中蒙黨際關係的破裂與國家關係的逐步惡化（1961—1968）
結 語 「何以如此」：對中蒙關係演變及其影響因素的思考
參考文献
本書試圖梳理1949—1965年間中國與民主德國關係的主要發展線索，提出並分析這一時期兩國關係發展過程中的特點，最後將其視為研究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一個個案，嘗試對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結構作一番理論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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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 論
第一節 研究的緣起
第二節 研究的對象、現狀及史料
第三節 研究的主要內容
第一章 初識：友好關係的建立（1949—1955）
第一節 1951年度貿易協定的簽訂及其後果
第二節 “東柏林事件”與中國對民主德國的援助
第三節 承認“兩個德國”與《中德友好合作條約》
第四節 小結
第二章 熟絡：親密同盟的形成（1956—1958）
第一節 蘇共二十大後中德兩黨的應對與交流
第二節 “北京—潘科夫軸心”的形成？
第三節 中德在外交戰略上的互相助力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衝突：意見分歧的浮現（1959—1960）
第一節 1959年中德關係的成果與隱憂
第二節 民主德國在中印邊界衝突上的立場演變
第三節 中德意識形態分歧與矛盾的公開化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交惡：兄弟之間的決裂（1961—1965）
第一節 修建柏林牆背景下的中德關係
第二節 德國統一社會黨的反華與中共的應對
第三節 搖擺於“鬥爭”與“緩和”間的中德關係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結論：冷戰時期社會主義國家關系結構的再思考
葛君 上海人，2004年考入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進入本科基地班學習。2008年免試直升本系世界史專業研究生（碩博連讀）。2012～2013年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所訪學。2015年取得冷戰國際史專業歷史學博士學位後，進入歷史學系任教。現任歷史學系、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副教授。主要參與承擔20世紀世界史、冷戰國際史以及德國史相關的教學工作。在《德國研究》《中共黨史研究》《史林》等學術期刊發表研究論文若干。
本書從二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轉變的角度對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活動的整個歷史過程進行系統的研究，對於了解其成立及其開展的活動，探討冷戰初期蘇聯共產黨同該組織其他成員的關係以及蘇聯同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關係，對於考察二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轉變以及冷戰的起源、乃至冷戰初期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狀況等問題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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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沈志華 i
崔海智 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歷史學系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領域為蘇聯史、冷戰史、國際共運史。在《世界歷史》《冷戰國際史研究》等雜誌發表論文數篇。主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文獻》（第59、60卷）、《東歐各國社會制度轉型檔案文獻編目》（第八卷，上、下册）等多部檔案文獻集。
本書通過揭示二戰後初期蘇聯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探討蘇聯對華政策在1949年2月發生轉軌的原因。蘇聯對華政策在1949年2月基本完成了轉軌，在這個過程中，蘇聯外交決策體制中那些負責對華事務的中下層機構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以往研究通常聚焦於蘇聯最高決策者的決定和行為，本書研究發現，所謂最高層的決定性作用主要體現為他在這些中下層機構所建構的對華關係格局的基礎上做出最終決定。正是這些中下層機構長期“拒蔣迎共”塑造的對華關係格局，促使最高層在1949年初着手調整對華政策時更容易也更願意繼續推進或利用這種格局，以達成蘇聯在中國的現實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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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
郝江東 法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歷史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外交史、中蘇關係史、東北抗聯史。主持幷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教育部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一項。在《中共黨史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出版著作包括《戰略 策略 技巧——多種外交形態透視》（第二作者）、《外層空間與國際關係》（第二作者）、《著名外交家語言鑒賞》（副主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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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